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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恐怖的医院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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妻的老师病了。
中午得知老师生病住院的消息，下午两个人匆匆赶往中山三院的住院部。到了病房，老师还如平日一般躺在床上同我们微笑、打招呼。妻坐在床边和老师聊天，我则和师母、他们的儿子杨波在脚头说话。
出了病房的门，妻转述老师的话：一辈子没有住过院、打过吊针，现在生病，活着实在是太痛苦了，真的。
其实，老师病不算是大病，但非常痛苦。
因为知道不算大病，我和师母、杨波聊得还挺热闹。但说起诊治的过程，却令人感到非常担忧和愤怒。
我曾经说过，校医院是小病不用它看，自己可以搞定；中病可以给它看成大病；大病更不用它看。这次老师的生病又说明了这一点。老师虽然马上就六十岁，但身体一向健康。这次有些不舒服后，去校医院看，竟然说没什么事。结果拖了一周，竟然很晚疼痛难忍，杨波又在广州西边住，只好打电话请学院里的好友黄老师等人开车送到中山三院。
到了三院，急诊医师马上处理患处，不是很专业，竟然没有做好，留下不少问题。另外，就是没有床位的问题。医院床位非常紧，打电话找学院一个副院长找人，才在过道里得到一个加床。医院管理很差，门诊医生开的药，住院部医生说完全不能用，结果重新用药，这两个医生竟然完全没有沟通。全院只有一个专门的医生治疗此种病，但正好不在，医院找另外一个专业有差异的医生来管。杨波不放心，和医院吵了两天。
在走廊住了一日，才又通过那位学院副院长找人，找到现在住的三人间病房。
师母和杨波对于医院有很深的不信任感，因为主治医生每天来，并不亲自检查老师的患处，而只是问，感觉怎样？或者问问护士。这样的医生怎么可以信任？
说了一会儿，老师就说，你们没事就走吧。师母说，前几日，痛苦到有人来，完全不想说话。现在稍好一些。大概老师累了，我们就起身告辞。
我们出了医院，老师还在痛苦中煎熬，师母和杨波也还在忧虑之中。
我心里很是愤愤不平，老师作为一个非常能独立思考的经济学家和博士生导师，风格与今日多数经济学者不同，既不卖弄洋人的理论，也不固陋自喜，惟以经济学中的问题为核心。平素极少现在一般学经济的那些人的浮躁，唯有日日读书、写书和教书。傍晚时常可以见到老师与师母在校园里静静地散步。关心中国当代问题，常常一针见血。实在是当今经济学界少有的能独立思考、不依傍他人的理论，亦不故步自封的优秀学者。
虽然老师平日里都是如此，但一旦和他有机会谈论，则滔滔不绝，常常给人非常大的启发，并不时发出长长的爽朗的笑声。就是这样一个优秀的学者，被校医院耽误了病情，到了中山三院，却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，好不容易才能在住院部走廊得到一个床位，得到现在的床位更难。
自然，我无意因为是妻的老师，就一变而认为他应该享有特权。但如此的治疗，让人没有专业知识的家属、弟子感到十分无助，老师生平独立的精神不免因在医院任由他人摆布而于自尊有损、乃至屈辱感。
结论是：在今天的中国，有什么都不能有病。穷人看不起病，有大病在家等死；老师不是看不起病，而是得不到医院作为救死扶伤的机构应有的优质的服务；富豪们也概莫能外，被医院狂敲竹杠的事情，咱们见得还少吗？
想想中国的医院，真是令人心寒。
太晚了，最后一句：希望老师早日康复。也希望我们都少生病、少去医院。完全不去，自然是不可能的。 |
| 标签: 医院,恐怖 |
作者 hymscnu 评论() | 人气(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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