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
|
| 假狐狸戴东原 |
|
东原是清代学者、思想家戴震的字。
戴震生于雍正元年，卒于乾隆四十二年，1723－1777年，安徽休宁人。至十岁始能言，从此颖悟异于常人。后得师事婺源江永。江永字慎修，为一代大儒，穷究音韵、天文、算学和经学。戴震三十多岁，因为与族人发生纠纷，被迫逃至北京。在歙县会馆，生活困顿，以文章呈著名的学者钱大昕。大昕字晓征、辛楣，号竹汀，以经史名家。东原与竹汀年龄相近，但际遇迥异。东原屡踬于科场；竹汀则自幼文名即显，而科场一帆风顺，此时正好在翰林院。但竹汀阅毕东原之文，曰：“天下奇才也。”于是在京中广为引介，从此，戴震得以名震京师，与学术名家纪昀、王昶、朱筠、秦蕙田、王安国、王鸣盛相结交。还为王安国聘为家庭教师，教授其子王念孙，念孙后与其子引之，父子二人在音韵、文字、训诂上所做的贡献，号称“绝学”。
乾隆三十八年，四库馆开，戴震以小小的举人而被召为纂修官。四十年，又未考中进士，乾隆皇帝钦赐同进士出身，且授翰林院庶吉士。后因足疾亡于京师。
东原的学术，受到惠栋和江永的影响，确立了清代乾嘉考据学的基本治学的范式。云：“惟空凭胸臆之无当于义理，然后求之古经，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，今古悬隔，然后求之诂训，训诂明则古经明，而我心所同然之义理乃因之而明。古圣贤之义理非他，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。昧者乃歧训诂义理而二之，是训诂非以明义理，而训诂胡为？义理不存乎典章制度，势必流入于异端曲说而不自知矣。”（钱大昕《戴先生震传》，见《潜研堂文集》）即必从声音、文字、训诂出发，了解古代经典的文字之义，以及所涉及的典章制度和名物，才能真正理解其中包含的真理。自然，戴震在此也不能不谈孔孟，不得不崇古，此古人论学之常态也，今人自可不必过于理会。个人总是很鲁莽地把古人崇古的思想中的孔孟之道，简单地看作是真理的代名词，孔孟作为个人，其视野、思想，不可能没有局限，更不可能预知身后之时，世变时移，后人又岂可尽据之哉？然古代农业社会，社会变化较小，加之孔孟思想已经成为政府和教育制度的核心意识形态，自然入人甚深，此思想环境中的人，是很难避免言必称孔孟的，戴震也不能例外。但东原所论核心固不在于此。除了确立考据方法的范式以外，我们已经可以从此看出戴震身上不专主考据，而力求大道的特点。
然而，以戴震为核心的乾嘉考据学，或曰汉学、朴学，一经确立其范式，即成为学术风尚，人们纷纷厌弃空疏的宋明理学，而一力肆于声韵、文字、名物、制度的考证。虽然我们如今可以清楚地意识到，宋明理学是中国学术史上有极大贡献的，其最大贡献在于对于孔孟之学的哲学化、理论化的冲动和努力，但学术和社会的思潮却总是有所偏向的。一旦某种学术范式得以确立，其先驱者固然为卓绝精识之人，如顾炎武、戴震等，早期之从者，亦纷纷利用此方法、范式，在学术领域开疆拓土，厥功亦甚大。然至流风所及，群趋于是之时，无所发明，于前人亦步亦趋，且以此骄人、牟利者比比皆是，已暗藏衰败之机。
戴震固为乾嘉考据之领军人物，但其思想中却毫无所谓义理、考据之分。他曾经说过，“六书、九数等事如轿夫，然所以舁轿中人也。以六书、九数等事尽我是，犹误认轿夫为轿中人也。”（段玉裁《东原集》序）不画地为牢，不墨守自限，此其所以卓也。
然则何以称东原为假狐狸？此为余英时先生在其《论戴震与章学诚》一书中所说。余先生借用现代英国著名思想家以赛亚·伯林对思想家和文学家的划分，来讨论戴、章二人的治学特点。据说古希腊有一句诗云：“狐狸知道很多的事，但刺猬则只知道一件大事”。刺猬型喜欢把所有的东西都贯穿在一个一贯而明确的系统。狐狸型相反，从事于多方面的追逐，而不必有一个一贯的中心系统。（第83页）由此而论，章学诚固然属于刺猬型，而戴东原则属于混迹于狐狸群（即考据学者）中的一只刺猬。如此安给东原一顶帽子，是否合适，尚有可疑，毕竟东原自己并没有隐讳过自己的思想，是汉学诸人视而不见而已。但这样的比喻，还是很巧妙的。
时间很紧，东原关于理欲之辨的内容，极具革命性，只好留待明天再谈。
|
| Tags: 狐狸，戴东原 |
作者 hymscnu 评论() | 人气()
| 引用(0) | 推荐 | 保存日志 | 问题日志 | 收藏到网摘 | 返回首页
|
| |
....
